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的烤烟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

利用陕西省安康、商洛和宝鸡3市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烤烟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分为“外部委托代理人型”与“内部委托代理人型”两种类型。“外部委托代理人型”烤烟专业合作社在社员人数、理事会核心成员构成比例、股权集中程度及监督力度等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吸纳了更多的农户入社、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户在股权分配、民主决策参与及合作社监督等方面的权利。这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完善,有利于显著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农户整体烟叶生产水平。因此,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途径。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我国非司法ODR的适用与完善——以闲鱼小法庭为例

互联网经济纠纷的急速增长,迫切需要我国加强完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ODR)以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权利冲突问题。非司法ODR既传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无讼解纷思想,又融会了前沿领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并创新智造出具有“线上纠纷线上解决”属性的诉源治理新模式。以闲鱼小法庭为例,基于个人、组织、社会三维效益论视角分析发现:非司法ODR通过融合非诉解纷理念能够实现形式多元、信息互通、对抗性弱的私力救济;非司法ODR通过倡导诉前分流机制可以实现缓解诉讼压力、降低诉讼延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非司法ODR通过发挥定分止争作用真正实现了社会整体的非诉福祉建设。为了加快推动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高效性的非司法ODR成为化解涉网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议通过国家立法确认其正当地位,建立与司法ODR的衔接机制,规范解纷人员的职业操守,健全对网民数据的隐私保护机制,建立非司法ODR的司法确认制度。      

中国营销渠道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1990—2019年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的834篇研究文献的分析,展现了过去30年中国营销渠道研究的演进历程与现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展示了研究文献在时间、期刊、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布状况;识别了营销渠道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力量——学者及机构的状况;识别了该研究领域的高影响论文及其结构。研究发现,过去30年学界完成了对国际营销渠道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性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关键领域均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和同步。渠道行为、多渠道系统、农产品渠道、渠道投机行为与治理以及渠道结构设计与选择,构成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分析、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及概念与理论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最后,评述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讨论了其未来研究方向。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